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件看似不起眼的“国宝级”文物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它是两株风干了的小草,说明牌上写着:这种高4.5厘米左右的植物,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吃的一种野菜,因开黄花而被红军战士命名为“黄花草”。
事实上,和我们今天所吃的很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野菜不同,“黄花草”具有一定的毒性。一种有毒的野菜为什么会成为红军过草地时的救命食物,并且在今天成为“国宝级”文物,它又见证了一段怎样悲壮的历史……
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长征走过的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松潘草地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300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迂回的河道与缓慢的水流,以及盘根错节的水草结成片片草甸,使这里遍布沼泽。
1935年8月,当长征中的红军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人类生命的禁区。
由于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同时,因为河水暴涨,掉入沼泽、被河水卷走的人就更多了。一位老红军回忆:“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如果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到处是沼泽与泥潭,根本没有路,人们只能踏着草甸前进,一旦有人没踏上草甸,就会掉入泥沼,抢救稍有不及时,便会被沼泽吞没。而在草地上过河更是艰难,在河水冰冷的刺激下,身体虚弱的战士很快就倒下了。
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到了夜晚,战士们只能寻找干一点的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
松潘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很多战士都在睡梦中被冻死。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难熬的。由于在进草地之前,没能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在过草地时,每个人都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
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用野菜代粮。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朱德和彭德怀向身边的同志发出“尝百草”的号召。有些战士,为了让更多的战友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不惜“以身试毒”,付出宝贵的生命。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别人前面,率先品尝。
时任朱总司令警卫班长的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不远处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失去了知觉。半个小时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
。在红军长征初期,红军还有些干粮,但在过草地的时候,只有随身携带的一些青稞麦,战士们都要一粒一粒数着吃。青稞麦既吃不饱,又不容易消化,但即使这样,有总比没有要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费尽全力找来能够吃的东西,这些吃的东西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中,这位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将领,记载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艰苦历程。日记里描述了红军过草地前后筹粮、缺粮的情景。
1936年7月23日,日记记载:十七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张子意日记中所提到的皮革,如今也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这件破旧的高10.7厘米、直径26厘米的民族风格皮鼓,上面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9个清晰可辨的红色字,它也是一件珍贵的长征文物。卓克基,藏语意为“至高圣洁”之地,是当时西康省的一个藏族同胞集聚区。
在皮鼓面上有一块明显的缺损,是因为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而皮鼓上的皮,即使用水煮过之后,仍然是又硬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吃皮革的故事中,还有任弼时。当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都采集完后,为了充饥,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然后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他将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李少清一直牢记着这意味深长的话语,并将这段皮带带在身边。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着长征艰苦岁月的皮带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段过草地时没有吃完的皮带,至今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
类似的事情在战士们的回忆中,比比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由于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饮用后,会有剧烈的腹痛和急性痢疾,因此很多人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聂荣臻在回忆过草地的那段日子时,曾说道:“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有一定毒性的“黄花草”,因为食用后不会有生命危险,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在长征中,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这四位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革命老人被称为长征四老。事实上,红军队伍里还有一个人的年纪与他们相差无几,他就是朱德。朱德的长征之路比许多人多了五千公里,光是草地,他就过了三次。
对于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来说,草地上的磨难远不止刘英回忆的七个昼夜。他们三次过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德和红军战士们的食物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1936年早春,为接应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北上会师,朱德带领着红四方面军,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停留了4个月。在这期间,朱德不但要解决数万红军战士的粮食问题,还要为红军过草地做准备。
恶劣的自然条件练就了朱德超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早在第一次过草地之前,他就曾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野菜标本贡献出来,举办了一个野菜培训班,告诉大家野菜的识别方法与食用方法。
朱德专门请教当地百姓,询问高原上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在了解到野菜名字和外形后,他立刻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带领由炊事员和警卫员组成小组去野外挖野菜。很快,野菜小组就找到了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十几种可以食用的野菜。随后朱德把怎么辨别野菜的知识在部队中推广,并把大家找到的60多种野菜整理好,在红军大学临时设置的操场上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
为了更好地组织挖野菜,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由朱德领导,还有老农也有医生。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还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连队。
既然朱德已经教大家辨识野菜和毒草了,为什么红军还吃有毒的“黄花草”呢?
草地中的野菜是有限的,前面的部队把可以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队再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一次过草地的难度比前两次的难度更大,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而死,仅在1936年7月22日的夜晚,就有140人在饥寒中牺牲了。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倒在了草地里。据史料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这种开着黄花的小草,虽然食用后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一定的毒性,会让人感觉四肢无力。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减弱毒性后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拉绿水,手脚也会有些肿。就这样,有毒的“黄花草”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两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珍藏。
1936年8月,他随红四方面军成功走出草地。不久,为宣传抗战,刘毅来到了陕西省三原中学向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历尽的艰难险阻,并且请学生来品尝“黄花草”。
1975年10月,为了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刘毅将自己珍藏了近40年的两株野菜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并附上说明:“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十五周年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为党为人民光荣地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革命40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艰苦的草地行军,磨炼了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增进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这两株看似不起眼的野菜标本,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那段艰苦岁月,每当参观者看到它们时,都会被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信念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