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不仅集理学之大成,写的诗同样脍炙人口,“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样的千古名句不乏其例。朱熹写诗并非自娱自乐,亦非追求诗名,而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南康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等,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也在实践中磨炼了自己的品性和人格。朱熹的三首廉诗充分反映了他对为官之道的认识和体悟。
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自己女儿的。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11月,刚刚从浙东卸任的朱熹到女儿家探亲。女儿大喜过望——父亲长年公务繁忙,很难来家。到了午饭时间,女儿才发现家中没有好点的食材款待父亲,只能勉强东拼西凑做出一顿“葱汤麦饭”,也就是用小葱熬汤、麦子煮饭。
家宴如此草草,女儿满脸愧色,生怕让父亲觉得被怠慢了。朱熹却很是欣慰,风卷残云吃完,又索纸笔题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葱汤和麦饭搭配起来挺好的,既能滋补身体又能管饱,也不要嫌弃它没啥滋味,有人连这个也吃不上呢。诗写得浅白通俗,就像一位慈爱正直的父亲与女儿说的家常话,女儿一读也便明白父亲心意,顿感释怀。
朱熹写这首诗并非大言欺人、惺惺作态,而是吐露自己真实的心声。作为一个曾经负责沿海地区茶叶、食盐专卖工作的官员,他并未利用职务之便大发横财,更没有丧失安贫乐道的儒者本色,而是遵循“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的准则,终生践行。
他从来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按照当时的惯例,下属在上官生日时要赠送寿金。朱熹的弟子也认为似乎“看亦只可量受”,觉得可以按照惯例适当接受,但是朱熹毅然回答:“某在浙东,都不曾受。”(《朱子语类》)以此来表明心志,并激励、督责弟子清廉为官。
朱熹平日生活更是清苦,从不贪图物资富足,家中甚至常常断粮,“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到了晚年,他为了维修漏雨的住房,甚至要向别人借贷才能实现。宋孝宗评价其为“安贫守道,廉退可嘉”,辛弃疾更是大为赞赏其清廉节操,称其为“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寿朱晦翁》)。
度量无私本是公
“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题米仓壁》)
朱熹这首诗是写在囤米的仓库墙壁上的。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民情,主张“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乾道七年(1171年),闽北地区洪水泛滥,朱熹正闲居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无官职在身,并没有救灾职责。他却多日奔走,考察灾情。他发现过去官府的义仓覆盖范围有限,救灾不及时,且当地部分官员存在不作为现象。于是,他一边向朝廷上书救灾,一边动员乡绅修建社仓,帮助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
社仓竣工时,朱熹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社仓记》,制订了经营管理办法,即《社仓事目》。后来,宋孝宗将朱熹的《社仓事目》“颁诏行于诸府各州”,俗称“朱子社仓法”,成为通行全国的救荒储粮制度规定,可谓是造福了天下苍生。
为了警醒主管社仓的“乡官士人”,朱熹还亲自为社仓题了一首诗:“度量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希望他们能够一心为民、秉公做事,切莫心存贪念,也不要有太多私心,更不能算计、坑害老百姓。
朱熹经常告诫学生做官一定要恪守一个“公”字,严防一个“私”字。“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这些言论都是在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都要公私分明、公道正派,不可因私废公,拿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只愿从今更无倦
“抚摩凋瘵为心切,摹写风烟著语亲。只愿从今更无倦,清诗美政逐年新。”(《谨次县大夫见属之韵》)
朱熹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县大夫”也就是县令的,充满了对这位县令的期许勉励,希望他关注民生、不辞辛苦。诗中的“只愿从今更无倦”也是朱熹平生自况。他常常说“大抵守官且以廉勤爱民为先”,也就是做官特别是担任地方主官,要廉洁、勤政、爱民。勤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当时南宋官场有一些陋习,冗官庸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朱熹对此非常痛恨,“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对这些得过且过、苟且混日的官僚嗤之以鼻。
他不仅如此说,更是身体力行。早在青年时代初入仕途、担任同安主簿时,便“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做了很多官员懒得去做、不愿去管的事务和工作,“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正是因为他在基层时期便立志于勤政,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经验,能够对相关事务心中有数,不至于被轻易蒙蔽。
朱熹在浙东做官时,通过调研,发现了管理仓库的官吏应付上级检查的招数。“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也就是说朝廷拨款建设了“省仓”“常平仓”两种不同的仓库,但负责管理仓库的官员却把两种仓库修建在一起,当上级来检查省仓的时候,就挂上省仓牌子;当上级来检查常平仓的时候,就改头换面,挂常平仓牌子。这样每次检查,里面囤积的货物都是充足的。对此,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要求整改,“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须是东西置立,令两仓相去远方可。”
当时南宋官场迎来送往的风气较重,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路过本地,本地主官常常会送些路费。这笔钱从公款里出,且没有一定之规,少则一千钱,多则五千钱,多少全凭主官心意。朱熹对此十分气愤,“某见人将官钱胡使,为之痛心!”于是,他担任地方主官时,惩罚受贿行贿者,制止官场行贿馈赠现象,还采取严厉的督查措施,把紧行政事务办理的各个环节,要求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职事”,对有作弊索礼行为者,追究到底,严惩不贷,督导官吏正直理政。
《宋史》记载,宋孝宗在得知朱熹的事迹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朱熹政事却有可观!”朱熹的确不是只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是在广阔世界中践行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他的言传身教,也深刻影响了弟子和后学,后世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道德操守、清正廉洁的官员。(公道北)
中国廉政教育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