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先驱 ——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的北京足迹

伍连德（右一）在协和医学院开办仪式上，与中国教职工合影。

1937年6月19日伍长庚婚礼合影（后排右一为司徒雷登）。

1911年12月24日，佩戴双龙宝星勋章的伍连德。拍摄于天津小白楼山本照相馆。

中央防疫处医生在神乐署为孩子接种疫苗。

伍连德代表中华医学会宴请小洛克菲勒及出席协和医学院开办仪式的来宾。摄于1921年9月21日。

北京中央医院。这座红顶灰墙的建筑保留至今。摄于1918年1月27日中央医院开幕日。

北京中央医院三层手术室内景。

新冠病毒肆虐，在全民防疫中，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封城、戴口罩、隔离“疑似病人”等。这些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抗疫经验的积累。鲜为人知的是，从发明医用口罩到建立中国的防疫体系，都离不开一个人——伍连德博士。在清末的东北鼠疫中，他挽救了数万同胞的性命，并由此构建了中国的防疫体系。

“1908年9月末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我来到了北京，变黄的秋叶已开始飘落。这座古老而壮丽的京城……因为它象征着力量、权势、尊严与美丽，而令任何向往者流连忘返。”在自述中，伍连德这样回忆着他与北京的初见。那一年，他应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并非生长于中国，但是根据晚清及民国早期的律法，海外华侨只要父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国国籍，这也使他毕生都以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从剑桥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便回到故国效力。

1911年，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前往哈尔滨处理肆虐的鼠疫。在没有医学实验室的情况下，他偷偷解剖尸体，得出了肺鼠疫可以人传人的结论。医护人员欠缺防疫常识和设施，他就发明了便宜、有效的“伍式口罩”。在他的主持下，东北铁路停运，哈尔滨封城，病人隔离，尸体火化，防疫局势一举扭转。四个月后，骇人的肺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之名也声震寰球。

同年，在进京觐见摄政王并受嘉奖之后，伍连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现为4-6号）购置了房屋，将家眷从天津迁到了北京。一位德国建筑师将房子改建成了三层西式小楼，漂亮的后花园则是留法设计师华南圭的杰作。

从1911年至1937年，伍连德有近三十年的时光在中国，但东堂子胡同的家，他却很少享用。国内数次暴发烈性传染病，他都冲在一线，还先后主持兴办了现代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个机构，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不过，北京这座城市仍然留下了伍连德许多足迹，至今余荫犹在，旧迹可寻。

1913年，伍连德向袁世凯提出加速发展现代医学教育。次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考察团来华，伍连德全程陪同，历时四个月，访问了十余座城市的17所医学院及97家医院，最终促成基金会出资，在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

1917年，协和医学院奠基，1921年正式建成。伍连德受邀在开办仪式上宣讲其学术论文《论肺鼠疫》。梁启超在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时,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让他倾注心血最多的，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西医院。1915年，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想在西山一带建疗养院，而伍连德则提议，应在北京的中心城区为老百姓开办一所西医院。为此，他联络社会贤达，募集资金，在获赠历代帝王庙一侧高地的基础上，又购置了其后约1英亩的土地，作为院址。

1916年6月，这所新式医院动工，作为荣誉医务总办的伍连德，“每天乘坐私人黄包车，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家中穿过紫禁城，通过两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桥，拐过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黄瓦宫殿，途经1644年起义军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煤山。25分钟后，飞快的黄包车便到达了未来的中央医院所在地”。他在一棵老树下休息，或在旁边吃一顿简单的面条午餐，同时监督工程进展。

中央医院仅两年就建成开业，各科室设备周全雅致。作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寄托了伍连德“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驾”的期愿，也让普通中国人可以不用求医于外国医院。如今，这栋建筑仍在为患者服务，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设置在天坛神乐署内的中央防疫处，更与伍连德所开辟的防疫工作直接相关，他曾任防疫处处长。

1937年，抗战爆发，伍连德被迫举家迁回马来西亚，而他的长子伍长庚则留在北京，仍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在1941年北平霍乱的防疫工作中，伍长庚不幸染病，并在当年11月殉职于东堂子胡同。

如今，这座老宅依旧掩映在胡同里的槐影中，我们从此走过，应会在心中记起伍连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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