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研究的“文明交流互鉴”新视野

　　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鼓励各位专家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此次大会的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旨在从古典文明的研究视域出发，回溯人类思想之源、总结人类历史智慧、发掘人类文明传统，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思想动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古典学”，西方狭义的理解是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明的学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我国从先秦两汉到清末民初之前的古传思想典籍的研究，以及对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波斯等非西方古典文明的研究，一并纳入古典学的视野，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古典文明图景。在此基础之上，“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号召，不仅是针对少数文明而发，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基础，体现了一种全球性的视野。

　　置于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审视，“促进文明传承发展”可谓针对一种缺乏辩证思维的线性观念而发。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现代社会已经实现了对古代的超越，无需回顾古典的资源。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其现代形态都与其古典资源的支撑有分不开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明对其现代形态的探索，恰恰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旗号之下进行的。在当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美术、医术、法律乃至兵法，都获得了重新挖掘。即便在更早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也想象自己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正统，而后续兴起的近代殖民帝国纷纷诉诸罗马帝国的想象。经过重新整理和解释的罗马法，更是成为欧洲大陆新兴民族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历史基础。而中华文明虽经历了近代剧烈的“旧邦新造”，但其在领土、族群、语言文字、文化传统、政治传统等方面呈现出的连续性，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说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它会不断从外部摄取对自身有益的养分。西方文明的现代新形态所传承与发展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古典文明传统。欧亚大陆上诸文明不断地进行着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欧洲之后，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加速演化。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被介绍到西方，在19世纪欧洲的法典化运动中发挥了助力的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对于19世纪欧洲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在西方的现代国家形态之中，也不乏某些重要的中国古典元素。

　　然而，对于那些经历近代西方殖民统治的非西方国家与民族而言，从西方古典文明汲取养分的过程具有更多非自愿的成分。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甚至殖民者的语言都成了它们的官方语言。而一些仍能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则被西方列强视为“半文明”，不能享有欧洲国际法上的国家资格。为了获得欧洲国际法上完整的国家资格，摆脱领事裁判权，这些国家纷纷学习西方，进行自我改革。于是，许多西方古典时期的遗产，也进入了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内部。比如，学习欧陆制定自身民法典的非西方国家，其法律体系就被注入了罗马法的基因。西方通过在科技上长期保有的优势，传播了自身的古典文化符号。比如，今天非西方国家的医科学生也会被要求念诵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而这就是西医在全球各地占据主流的结果。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对于自身古典文明传统的复杂感情：一方面，这是自身的固有之物，失去其将无所依傍；另一方面，变革的推动者往往感觉本土的古典传统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西方长期是“现代文明”标准的设定者，“西方文明=现代文明”的刻板印象，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古典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西方文明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差异，在学理上也存在着“古今之争”，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古典文明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文明，斥其缩小了理论视野，降低了对人的道德要求。因此，那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将西方文明论述成为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线性进化历史叙事，本身就是一种“修家谱”的行为，抹平了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那些转折与冲突。对于西方文明内部“古今之争”的探讨，有助于非西方后发国家在面对当代西方国家制定的“现代”标准的时候，增强反思的自觉，摒弃“追随者”的心态。

　　在今天，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崛起，其“追随者”心态加速弱化。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已经占据相当的份额，在高科技领域也从“追随”走向局部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在掌握先进的经济与科技力量之后，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现代”标准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越来越强的参与“现代”标准制定的自觉。在这一条件下，“西方文明=现代文明”这一等式就自动失效了。而这同时带来对于本土古典文明遗产的价值重估。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其古典文明的遗产不再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础，它们可以通过对自身本土古典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形成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特质的本土现代文明。

　　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使得古典学研究的“文明交流互鉴”视野成为可能。“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预设了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建立在一元文明观基础上的“文明等级论”或“文明优越论”，主张古典学的研究者在研究自身古典文明的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他古典文明，将对方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通过“互鉴”，研究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助于“知兴替”“明得失”；通过“互鉴”，研究者得以洞察不同文明之间的诸多差异；通过“互鉴”，研究者也能够看到，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虽然千差万别，但共享了一些重要特征。比如，与现代社会相比，古典社会并没有在“求真”的认知实践、“求善”的道德实践与“求美”的审美实践之间形成显著的领域分化，而是始终存在一种整全的视野，保持着寻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现代社会的领域分化，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比如“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伦理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科技的发展始终有脱离伦理约束的风险。而古典文明的低分化特征，恰恰可以为我们今天在高分化时代思考社会的整合，提供一种经验模板。

　　古典文明诸领域的“低分化”特征，对于教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工业社会劳动分工日趋细化，由此导致教育本身出现了高度的专业分化，“隔行如隔山”，处在不同行业中的人往往难以想象彼此的生活方式，难以形成共情。尽管一个缺乏共情的社会仍然能够基于劳动分工而实现基本功能的运转，但缺乏共情会导致社会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在此背景之下，公共教育负有塑造共同经历和共情能力的责任。而古典的教育，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六艺”，还是古希腊的“七艺”，都强调塑造具有整全视野的人。在古代社会，当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教育，但现代国家能够借鉴古典教育的一些理念与实践，向更大范围的公民提供平等的通识教育，使他们在进入高度专业分工的社会之前，能够获得一系列共同经历，并培养起共情能力。古典学因而能够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对社会团结作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中研究丰富多样的古典文明，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合万国为一国，而是在尊重不同国家与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平等的交流与交往，塑造更多的共通性，共享合作与交流的成果，共同承担未来的风险。在近代全球化对各区域产生同化作用之前，各地的古典文明展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在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之后，其古典文明遗产在其身份认同的重构过程之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持续维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征。缺乏对古典文明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理解，就难以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格局形成客观的认知。只有充分认识人类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的基本格局，我们才能够通过自觉的“交流互鉴”，走向“美人之美”，进而不断探索寓于“多”之中的“一”的具体形态，实现“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