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报刊中的历史细节

　　各个历史时期，红色革命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青年》《湘江评论》《布尔塞维克》……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革命报刊、传播真理之火的光辉历程，深刻展示了革命前辈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而红色革命报刊中的历史细节，不但映照出了其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也真实见证了革命之路的成功与挫折。

　　《新青年》《每周评论》并肩作战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月刊），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办时，陈独秀主张思想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李大钊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新青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在经历了陈独秀被捕、几度中途休刊和编辑部迁移后，1922年7月1日，《新青年》出至第9卷第6号休刊，共出版9卷54期。《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即发表在第1卷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也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与《新青年》同一时期“并肩作战”的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周刊《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为撰述。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为补充，在当时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共同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毛泽东代笔大半《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进步报刊，据统计约有四百多种。李大钊曾兴奋地描述：“（它们）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新青年》第6卷第6号《欢迎陈独秀出狱》）这些“种子”就包括了毛泽东主编的周刊《湘江评论》。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激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由此可见，“宣传新思潮”是《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借以“唤起民众之觉悟”的方法。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鲜明地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除《创刊宣言》，毛泽东还主笔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好个民族自决》《民众大联合》等几十篇文章，明快的文风和精深的议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除社论外，《湘江评论》辟有多个专栏，对国内外大事皆有述评，还有栏目经常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与读者互动十分密切。北京的《每周评论》专门对此予以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以及“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在主编《湘江评论》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据毛泽东的同窗、著名的教育家周世钊回忆，当时《湘江评论》每一期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湘江评论》创刊时的2000份很快销售一空，又重印2000份，依然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每期便印5000份。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很快引起了湖南军阀的恐慌，只短暂存在了5期便被查封（第5期刚被印出尚未出版时被查封），但它对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许多革命青年，如萧劲光、任弼时、郭亮等人，都是在读了《湘江评论》后，才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

　　192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创办《布尔塞维克》，这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最初由瞿秋白担任总编，前16期为周刊，铅印16开本，第17期开始改为半月刊，后又改为月刊、双月刊出版。

　　在白色恐怖的危险笼罩下，《布尔塞维克》从第30期后开始以各种假名称作为伪装出版，“曾用名”可谓五花八门。

　　1929年1月，《布尔塞维克》以《少女怀春》为名称出版了第31期，随后用《中央半月刊》出版了32至34期，第35期改为32开本，用《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印有“小学校高级用”“商务印书馆”字样）刊行。

　　其他《布尔塞维克》用过的名称还有《中国文化史》（署名“顾康伯编”）《中国古史考》《历史研究丛书》（署名“钱玄同编”）《金银贵贱之研究》（署名“中国经济协会出版”）《BOLSHEVIK》《平民》《虹》《经济月刊》（署名“上海经济月刊社出版”）等。借用这些机构和名人的名字，《布尔塞维克》得以“瞒天过海”，直到1932年7月1日停刊，共出版52期，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坚定地传达出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