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治学之道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好学善思，学问渊博，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皆得其要领。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一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兴办教育，创建书院和学堂，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为近代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张之洞在为诸生所写的教戒之语《輶轩语》中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提倡通经致用。张之洞主张的读书治学的方法和原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非博不通，非专不精

　　做学问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在创建尊经书院时提出“非博不通，非专不精”的治学方法。“览虽宜博，欲求精熟，则亦贵专攻”。非博不能通，非专不能精，关键在先博后约。

　　广博与精深是读书治学的不二法门。广泛阅读，兼收并蓄，然后在博学的基础上再专攻一门，方能“期于必成”。张之洞学问渊博，经、史、子、集皆有涉猎。他认为经学、史学、小学、地理、算术、经济、诗词、古文等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讲章一部、兔园册子数帙，而云致知穷理、好学能文，世无其理。”他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广泛涉猎，以广根基，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但是，“天下书，老死读不可遍”，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性各有近、有不近，能达到样样精通，“无所不通者”，没有几人。因此，张之洞又提出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立志要为何种学问，专求其一，“择而为之”，正如《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言，要“博学而笃志”。先博览群书，再专心致志将专门之书研究详明，融会贯通，而后在此基础上“博综群籍”，研读有关参考书，“如是，则有涯涘可穷矣”，才能真正精通此专门之学，达到精深的程度。

　　读书贵精熟不贵贪多，贵持之以恒不贵速达，贵精读深思不贵广泛涉猎，贵理解吃透不贵死记硬背。张之洞强调“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强记，贵能解”。读书需抓住要领，反复研读，才能得其精髓。张之洞好学深思，他“童时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他从启蒙识字开始就渴求了解每一个字的含义，遇到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地方，必须研究清楚，直到弄懂为止，绝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

　　得其门径，事半功倍

　　读书治学需讲求效率，注重门径。张之洞主张“读书宜有门径”。他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古代典籍浩瀚广博，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书目提要乃读书之门径，若得其要，必事半功倍。倘若不得其门，虽多无用。

　　凡是一门学问，都有一堵墙隔着，必须设法找到门径，得门而入，才有可能看见该学问内容的富和美。子贡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在努力探求和寻觅读书、治学的门径。张之洞认为读书“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

　　为了给诸生好学者指明“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撰写了《书目答问》《輶轩语》两编，“开发初学，论卑易行，如能笃信而择用之，虽暂无师，必有所得矣”。《书目答问》共著录图书2200余种，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輶轩语》包括《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分别讲如何德行谨厚、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其中《语学》篇主要讲如何读经、读史、读诸子、读古人文集以及通论读书，对读书门径多所发挥。

　　忌分门户，不可偏废

　　做学问应消融门户之见，采纳众长。张之洞主张为学忌分门户，反对门户之争。他认为不惟汉宋两家不可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偏废，要破除各学派的门户之见，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求向西方学习，强调“以致用当务为贵”。

　　针对清代的汉学、宋学门户之争，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汉学与宋学应该互相补给，而不应该有门户之见。他还指出：“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汉学与宋学互有长短，学习者不应偏向一方。张之洞自幼接受过十几位塾师的教诲，学无常师，终成饱学之士。

　　不仅汉学与宋学不应偏废，“中学”与“西学”也要兼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即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中学”“西学”不可偏废。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对任何学问都不应存在偏见，以“致用”为归。如西方先进的科技等，只要是有益的“西学”，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和学习，兼收并蓄，不拘门类。

　　经世致用，开明务实

　　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势，张之洞提出经世致用、开明务实的治学主张。他认为学贵实效，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注重推广实学，应以治事、救世为要务，关注社会现实，力求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治国安民的实效。

　　为学尤其要注重经史根柢之学，掌握经典的精髓，用以治身心，更可用以经世。张之洞主张“读书宜读有用之书”，强调“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大小必有实用。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他强调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

　　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作为务实的教育家，张之洞倡导务实致用，知行合一。针对当时的空疏学风和文风，他强调应该重实学，“崇实而黜华”，注重实际能力和实用知识的学习。他提倡“明习实务”以济实用。通过实业教育，旨在造就“扶持世教，利国利民”的经世之才。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认为，欲强中国，必须要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要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强自立服务。他强调读书治学不应只为了成为名臣名儒，更要为了富民富国，要有益于用，有益于国家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