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传身教育子女 殚精竭力干事业—金寨籍老红军梅少卿的家风故事

梅少卿，安徽金寨人，原广州军区空军干部管理部部长(正军级)。1909年出生，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参加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但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与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持之以恒学文化 言传身教育子女

梅少卿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地主家做帮工，劳动一年所得的工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人。1915年，梅少卿6岁时，虽然正是入学的年龄，但为生活所迫，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羊放牛，每天过着割草喂猪，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他放羊放牛时趴在私塾旁，听着里面郎朗读书声，心里充满了对上学的渴望，可是地主哪里忍得他磨洋工、偷听课呢?断然将梅少卿从私塾赶走。他回到家里，向母亲提出要继续上学的要求，母亲含着泪对他说：“要上学你得拿钱来呀，我们家没哪有钱供您读书呢?”就这样，梅少卿的童年和少年在与牛羊作伴中匆匆过去了，没有了上学机会。

1927年，梅少卿参加了农民协会。在那里，他只字不识，农民协会里经常教唱革命歌曲，要抄歌词也不会、只得求别人帮助抄，次数多了也不方便，于是他就自己学着抄，不认识的字就去向别人请教，他的启蒙学习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长期的南征北战，没有机会进行专门学习，他就在行军的空隙中挤出时间自学。在儿时的沉痛经历和峥嵘岁月中，他深深地感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国解放以后，梅少卿更加热爱学习，也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1950年梅少卿因身体有病住院疗养，他便把一箱子书全都带到医院，整个疗养期间，他把所有的书部阅读了一遍，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反复读过多次。在疗养院里，有些病人下棋、打扑克牌、打乒乓球，他从来不参加，总是坐在病房里看书学习，别人说他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养病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系统地阅读这些书，现在疗养可是个读书的好机会啊！”

1952年组织上决定调他到工农速成中学去学文化，两年之内要学到初中程度。他总是起早睡晚，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每天早上比别人先起来，打扫完卫生就学习，学校规定晚上九点熄灯，他就自己买来蜡烛点着再学习，星期天也很少上街，寒暑假也不回家，自己住在学校里继续学习。有付出就有收获，两年的在校学习，他不仅文化课成绩优异，军事考试还拿过第一名，受到学校的多次表扬。梅少卿从大字不识一个到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就是他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和自律。平时在工作岗位上，他也是上班比别人早、下班比别人晚，星期天他总是到办公室里去阅读文件。爱人问他星期天为什么还要上班?他说：“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办完的事，自己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办完，所以要加班加点的干才能赶上工作的需要。”

梅少卿有六个孩子，在每个孩子入学之前，他都要给孩子们讲一讲自己童年时渴求上学，却因家里穷得叮当响，饭吃不饱、学也上不了还遭受欺压的痛苦情形，并且告诉孩子自己因文化程度低，在工作中看文件写东西都存在许多困难的经历，要求孩子们要好好学习，有了较高的文化基础，将来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女儿梅卫胜回忆说：“爸爸勤奋好学，一生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记得1974年他在上海住院动手术，当时中央要求高级干部看古典小说《红楼梦》，爸爸戴起老花镜，排除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逐字逐句地阅读，还在病床上给我们讲阅读心得。我没想到爸爸看起小说来也那么认真!虽然爸爸离休在家，但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从没间断，不论是《共产党宣言》、《列宁全集》，还是《毛泽东选集》都是仔细地阅读，认真地做笔记。他的眼睛因血管硬化引起眼底出血，我们都很担心，劝爸爸少看点书，可爸爸却说：‘不学习就要落后呵！’爸爸总是以他的一言一行教育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姐弟六人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六位都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都有中级职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废寝忘食抓工作 殚精竭力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成了一个“工作狂”。1957年，梅少卿同志由沈阳军区防空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组织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部队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考核、熟悉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下部队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他才被迫地住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尚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安排部署干部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得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都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创造了条件。

1982年夏，梅少卿因食道癌细胞转移，第二次住进了北京空军总医院。9月份，他的二女儿梅卫胜从工作单位——南京航空学院请了一周的假，去北京看望和照顾他。看到他消瘦的面容、听着他嘶哑的声音、得知他连喝水都呛得咳嗽的情况，梅卫胜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盈眶。但是，梅少卿却安慰她说：“你放心，我的病会好的。你不要因为来照顾我而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能再耽误你们了。你早点回去上班吧!”

三、强化服务找准位，“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部属制定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打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梅少卿是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作战勇敢、斗志顽强，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嘴上被炸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在无麻药的条件下，自己用丝线缝合。1941年被批准为模范党员并获得奖章一枚。解放战争中曾有两个月带着病坚持战斗。进入和平环境后，他依旧保持着红军的一贯作风，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地生活和工作。在华东工作时，他经常不带警卫员，一人徒步下部队检查工作，有时因身体弱，在路上晕倒，醒后爬起来仍坚持继续向前走。就这样他也不肯休息，最后党委作了决定他才休息半个月。梅少卿说，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习惯；二是“以身作则”可以为孩子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孩子们生长在新社会，生活条件很优越，不能让孩子娇惯坏了。梅少卿的孩子们回忆说，“小时候，我们姐弟6人都曾在广州空军子女小学上学。当时在学校里孩子们都爱比谁的爸爸官大，谁有小车坐，等等。爸爸严肃地要求我们不许和同学比这些，而要比学习好、比进步快。他还定期召开家庭会、进行讲评。记得儿时我们见左右邻居的小孩常常乘坐父亲的小车出去玩，很羡慕。爸爸就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贪图享受。父亲不论是自己出外办事还是带我们外出，都尽量步行或乘坐公共汽车，单位给他派了车也不坐。爸爸总是用严格要求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

梅少卿这种革命者的言行和本色，对孩子们的成长起着良好的潜移默化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都以朴素为光荣，全家吃的穿的都很节俭朴素，这位大校自己多年来都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和褪了色的旧军装，有的还是补了又补。二女儿梅卫胜还学爸爸的样子，宁愿自己走二、三十分钟的路去上学，也不坐公共汽车，更不求父亲用公车接送。她说：“姐姐上学的路远，我省下钱给她坐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