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先初将军是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人,他的一生不挑不拣、不谋私利、不向组织伸手,自觉管住手中的权力、坚持走好自己的道路,他所塑造的良好家风传承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不讲待遇,有房住就行
1963年2月,戚先初从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岗位调任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当时,戚先初家住在沈空大院东院,房子是日伪时期兴建的日式住宅,面积不大。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的同志便在市区给戚先初找了一处院子。那院子解放前曾经是东北某军阀一个姨太太的住所,共有八九间。按规定,戚先初可以享受这样的住房待遇。
戚先初家里人口多,除了夫妻两人,还有五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在住房安排上,戚先初夫妻住一间,办公室兼客厅占一间,警卫人员用一间,一间做餐厅,剩下一间便是五个小孩子和老人挤在一起住。如果家能搬到新居所,居住紧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家里人知道后,非常高兴。但戚先初却谢绝了机关同志的好意。他说,要那么多间房干嘛?现在住着挺好。在他看来,战争年代每天都要行军打仗,能住上茅草房就不错了,在野外露营是常有的事,现在的住房条件比那时不知好了多少倍!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十几年了,可他对住房的要求仍然是“有房住就行”。
1966年5月,戚先初从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调到空军后勤部任副政委。按照部队规定,戚先初在北京可以住进独立的四合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部队机关的正常运作几乎都被打乱,戚先初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常半夜里被电话叫醒,爬起来去制止武斗,调解各派之间的矛盾,根本顾不上还居住在沈阳的一家人。直到1967年,搬家的事才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戚先初被告知,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他只能暂时与空后的一位副部长合住在北京骑河楼南巷的一个四合院。与别人合住在一起,生活不方便,家里人对此不太满意。其实,当时戚先初完全有理由提出自己要求,比如说:能否再找一找其他住房;要么先等一等,待有了合适的房子再搬家;或者干脆通过关系找房。戚先初是空军主管后勤工作的领导,在空军熟人多,想在北京找处面积不大的院子,应该不是问题。但戚先初什么要求、什么意见、什么条件都没有提,他还是那句老话:“有房住就行”。就这样,他们家搬进了与人合住的院子,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他从未再向组织提过调整住房的事。
有一天,空后政委廖冠贤来到戚先初家里,看到他的住房拥挤状况后,说,“老戚啊,你也该换个房了。”几天后,廖冠贤主动给他提供了一个房源信息,在地安门慈慧胡同11号东院,让他去看一看,如果不满意再找其他房子。慈慧胡同11号院五十年代归属防空军。据说清朝时,和珅之子曾住在这里,后来也曾是李莲英的宅第。它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主院,住的是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东院是偏院,住的是副司令员谭家述。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周士第到总参任职,谭家述调到空军,就将西院划到总参名下,东院划归空军管理。后来,谭家述从东院搬出。东院和西院差别非常大。西院不仅占地面积大,间房多,而且东西南北四面有房,是中规中矩、地地道道标准的北京四合院。而东院只有南北房,没有东西房,东西两侧是两条廊子,将南北房连成一体,有些不够大气,在北京人眼里看来,没有东西厢房的院子不是真正的四合院。一些干部被安排到此院居住时,看过房子布局后,对院子格局不满而放弃,致使该院空闲。
戚先初看过房后,却认为很好:院子不小,房间不少,还有一个外院,既安静又舒适。从此,他便搬到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不搞特殊,公家的东西谁都不许用
戚先初一生不仅严于律己,对子女也是严格要求。他不允许孩子在生活上搞特殊,哪怕是日常小事。戚先初配有专车,孩子们仅有看一看、摸一摸的权利。按照国家安排,他的生活享受特供待遇。对此,他始终严格遵守,每顿饭都是分开吃。他自己吃完后,孩子们才能上桌。上学的孩子,饭盒里永远装的是粗粮。
据他儿子戚铁军回忆,他在沈阳27中上学时,从家到学校需要二十多分钟,他每天都是步行。正好父亲的警卫员配有一辆自行车,平时在家放着,也不怎么用。为了节省时间,经母亲同意,他便每天骑着这辆车上学。在那个年代,成年人骑自行车的都不多,何况一个学生,还骑着进口名牌自行车。当时,戚铁军正处在懵懂期的年龄,看到同学们围观这辆自行车问这问那,心里美滋滋的。不久,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母亲也没逃过。戚先初用严厉的口气警示他们:这辆车是专门配给警卫人员的,是公家东西,以后哪个孩子都不许用。
不走“后门”,要按规矩办事情
戚先初将军戎马一生,老战友、老部下多,遍布各个兵种。在那个年代,老军人有着独有的“优势”,子女要是当个兵之类的事,只要一句话,去任何军种、任何部队都不成问题。但在子女们面临是当兵还是下乡这样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时,戚先初从没有动用自己的权力去帮助子女。
1968年秋,儿子戚铁军从北京第27中学毕业。文化大革命让他荒废了两年学业,此时他又面临着人生重要选择。在那个崇尚军人的年代,当兵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大家认为,当兵除了出身好,还必须有后门。就在这时,学校宣布,各届毕业生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同学们全都傻了眼。
为了儿子的前途,妻子十分着急,她决定找丈夫商量。戚先初在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后勤部工作过6年,熟人多,想让他给沈阳军区空军打个招呼,让儿子到沈空当兵。戚铁军是家里的长子,想当兵,子承父业,这也是一件好事,戚先初当然支持。可是,为儿子当兵之事打军用长途走后门,他没有同意。
一天,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来北京看望戚先初。钟学林与戚先初是多年的老战友,两人抗战初期同在115师。老战友见面自然无话不谈,谈到想让儿子当兵时,钟学林说这事就交给他好了。因为还没到征兵时间,部队没有指标,钟学林让戚铁军先在北京做一个征兵体检,然后带上体检表去福州,找个部队过渡一下,等征兵指标下来后就可正式入伍。如果真能去福州当兵,有老战友的关照,戚铁军在部队的成长和发展可能会一帆风顺。
但是,到了11 月份,戚铁军突然接到学校通知,经过研究,认为他符合征兵条件,可以报名参军。尽管从学校报名参军难有胜算,但戚先初认为这是“正门”,便放弃了去福州参军的机会,让儿子从学校报了名。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已经是1969年的元旦了。有人说,参军是否被录取,“家访”是决定性标志。如果征兵办的同志去你家家访,说明已经是榜上有名了,如果未做家访,那就是被淘汰了。戚铁军天天盼着家访,一直到快要张榜公布了,还是没人来家访。没有被家访,那就一定是被淘汰出局了,两个月的大好心情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他后悔极了,埋怨父母,明明可以通过关系去福州当兵,干嘛非要走学校这条路?最后,光荣榜公布了,戚铁军名在其中,全家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不帮子女,让他们自己走路
戚先初经常教育孩子说:“路要自己走,不能靠父母”。不仅是在孩子当兵的事情上,戚先初不为子女说话,就是在孩子提干、复员、调动、上学等方面,他也从未动用自己的权力,每个孩子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戚先初的小儿子戚陆军在北京卫戍区某师的一个连队当文书,部队驻防在北京郊区。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将军和政委杨俊生将军都是戚先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一起开始共事的老战友。戚先初在他小儿子服役期间,却始终没有向他的老战友们透露这个事情。而戚陆军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谦虚谨慎、低调行事,从不与人谈论自己的父亲。两年多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连队的领导也仅仅知道他出身军人家庭。一天,连队指导员和戚陆军进城办事,顺便到他家里走访一下,结果大吃一惊。返回部队后,指导员向营里领导作了汇报。当时作为文书的戚陆军已被列为提干对象,为此营教导员还专门还找他谈了话。
但戚陆军有自己的想法。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他想上大学,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他不想靠父亲的光环为自己在部队的成长提供方便。
1980年初,戚陆军复员回家参加高考,由于离开学校多年,短短的六个月的复习准备不足,几分之差名落孙山。第二年再进考场,并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北京工业学院是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国家重点军工院校,前身是1940年在延安创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建国后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院校。在这里读书学习符合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办事认真、责任心强,很快就担任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并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大学毕业时还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并被保送就读了本校的研究生。
一转眼六年多过去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戚陆军面临工作分配问题,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把戚陆军推荐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秘书。以戚陆军的出身、学历和工作能力,做中顾委委员的秘书符合条件。对一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就能给部长级的领导当秘书,今后的前途不可估量。这种机会当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戚陆军动心了。但是,戚陆军学的是理工,他擅长搞技术,如果选择当秘书,多年所学的专业将付之东流。经过认真、慎重考虑,并征求父亲的意见后,戚陆军决定还是走自己的路,他选择的从事技术工作的路一直走到今天也没有放弃。
戚先初的几个子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始终牢记父亲 “路要自己走,不能靠父母”的教诲。长子戚铁军酷爱新闻,离开部队后,进入了国家媒体,成为新闻界的一员;女儿戚意冰立志学医、救死扶伤,后来当了一名医生;二儿子戚毅军先是 “上山下乡”,当了好几年的知青,回城后发奋学习,考进了公务员队伍;戚先初的养子张克勤同样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成熟的外交官。
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逐渐认识到:父亲真的不一般、了不起!他不谋私利、两袖清风、一心为公的思想情操,让他们由衷的钦佩!他们深深地感悟到,父亲当年“不帮自己”是给自己留下的最大“财富”,父亲的言行举止、言传身教、一点一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教育着他们,使他们成长为能够自立的人,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