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老红军曾昭敏的家风故事

曾昭敏，安徽省金寨县沙河乡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他老人家虽然离开家人已经30多年了，但在孩子的记忆里，他音容笑貌、谆谆教导还历历在目、犹在耳边。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他对家人的教育和影响，塑造了曾家良好的家风。

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

曾昭敏191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上过两年私塾。当年大别山里闹革命，16岁的曾昭敏就参加了红军，后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他的儿子曾宪植介绍说，他父亲经常讲：当时参加红军，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只凭着一股“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情，后来在革命的道路上，才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后来经过千山万水、千锤百炼，才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

曾昭敏只有曾宪植这一个孩子，是老红军中少见的单子家庭。但他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就教育曾宪植，要听党的话、热爱祖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经常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向他讲述红军长征的千难万险、讲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讲述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剿匪经历、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曾宪植介绍说，父亲身经百战，身上多处战伤，直到去世，腹部还留有一颗敌人的子弹。他常说，干革命我们从未想过个人的生死，那时脑袋都是掖在裤带上跟敌人拼杀，但是我们什么也不怕，因为我们为的是贫苦百姓，为的是推翻落后腐朽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许继慎、周维炯等红军将领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等罪名，不幸被杀害。当时，曾昭敏因作战勇敢已经是营长，同样受到牵连，有人举报怀疑他是AB团。幸运的是，他只被撤职当了伙夫。每次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昭敏的脸上总是浮出一种老共产党员的刚毅，他说“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的信念还是非常坚定的，坚信党是正确的，红军一定能坚持住，困难是暂时的，革命肯定会胜利”。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了我为共产主义终身奋斗的人生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我15岁入团、20岁入党，革命了一生。

永远不能忘本

“我是农民的儿子坚决不能忘本”，这是曾昭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曾昭敏的老家在安徽金寨的大山里。在他眼里，做人不能忘本；不管你身在何处，故乡总是永远的牵挂；不管你走多远，来处总是永远的铭记。这是做人的宝贵品质，也要成为世代相传的红色家风。

他的儿子出生后，给儿子起名字成了一件大事。当时部队家庭孩子的名字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建国”“建军”“援朝”等等，曾昭敏征求居住在老家的父亲的意见，按照曾氏的“宪”字辈分，给儿子起一个“宪植”的名字。在文革中，改名字成了一股风潮，儿子身边许多小伙伴都换了更革命的名字。曾宪植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名字与这个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希望借文革破四旧的东风，将名字改掉。但是，曾昭敏坚决不同意。他深情地对儿子说：“你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是按老家的辈分排的，体现的是你的根，你不论走到哪里，你都是大别山的后代，永远不能忘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昭敏任军委空军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第一届、第二届军委空军监委常委。他工作非常忙，很少在家，但对老家亲人没有忘记，对家乡百姓没有忘记。他总是定期与家人商量给老家的父亲、兄弟和亲戚们寄钱、寄物。寄完钱物总是对儿子说：“老家的人跟我们是一家人，赡养父母是责任、帮助兄长和亲戚是义务，血浓于水啊！”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更是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给家乡人寄钱寄物，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老家的亲戚到北京，他都热情相待，从不嫌弃，亲如一家。

要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曾昭敏虽然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但他对知识一直很渴望、一直在坚持不断地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华东局党校学习，后来又去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二年；解放初期，他又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知识，后来又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班毕业。而且，象棋、围棋、小提琴、二胡样样精通。他虽然有这么多的学习经历，但仍然总是以“大老粗”自诩，认为学无止境。通过不断的学习，他成为老红军中的知识分子，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干部。曾昭敏长期从事部队的保卫工作，曾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保卫部部长、中朝联合空军保卫部部长。他工作的专业性很强，除了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还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和知识，长期实践使他深感专业知识和能力重要性，坚信知识就是力量。

他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干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家庭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他们家的藏书在老红军家庭中算是非常多的，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也坚决不让儿子停课闹革命，要求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尽量多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经常告诫孩子：“明明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并说所谓“明明白白做事”就是不仅要为人民做事，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能力，做的事情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昭敏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避免对孩子造成影响，他把曾宪植送去当兵，要求儿子在部队里多向领导和战友们请教，边锻炼、边学习，并不断寄去许多当时很难找到的学习资料。他的教诲深深的影响着孩子。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曾宪植刚好从部队复员，他要求儿子必须考上大学。曾宪植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曾宪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早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的教授，曾任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是北京市优秀教师，获得过首都“五一劳动奖章”。他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继续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发挥着余热。他的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选择时，完全可以选择到国家机关。但是，曾昭敏认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最光荣，坚决让她留校当老师。现已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国内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有人问曾宪植，你们父母都是老革命、老军人，怎么会培养出你们这一代学者、教授？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曾宪植心中最明白——这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家风家教。

曾宪植说：父亲在要求“明明白白做事”的同时，更要求我们“清清白白做人”，从小就给我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以最通俗的语言讲艰苦朴素、不贪不腐的道理，并以诗言志，要求我熟记明代诗人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小时候，我背诵这首诗，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现在，细细品味起来，深深地感觉到了父辈对我们做人的殷切期望。曾宪植说：作为一个出身红色家庭、父母曾是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红二代”，我们要传承什么？我认为，肯定不是“特权”，而是革命传统、红色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