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是我军唯一一位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开国将军。他先后两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洪学智将军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十分注重家庭建设,锻造了良好的家风。
严格要求子女
学智将军深爱自己的子女,但他并不溺爱,而是严字当头、爱在心间。他非常注重从小就对孩子们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每个学期结束后,他都要开家庭会议,对子女们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好、表现好的可以获得奖励。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总要把子女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自己的战斗经历,让孩子们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洪学智的子女,有的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出生在建国之后。他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中度过的,孩子们也都是在硝烟炮火中成长的,饱受了各种痛苦和磨难。1939年,洪学智的长女在延安蟠龙出世。不久,洪学智所在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奉命前往华北地区开办抗大分校。转移途中,为了不暴露目标、为了战友的安全,洪学智和夫人张文硬是狠心地将女儿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乡。并告诉他们:“我们如果在战争中牺牲了,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直到全国解放后,这个离散了多年的女儿才被找回身边。
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家一样吃的是又黑又粗的小馒头。加之受“彭黄”事件的牵连,洪学智还被派到吉林省当农机厅副厅长,家中生活非常困难。有一次,上级照顾老红军,分给他家一点细粮,全家做了一次白馒头,当时只有6岁的洪晓京,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白馒头,就一口气吃下了5个,结果撑病了。洪学智看着洪晓京,酸心地落下了泪水。后来,他总想着法子来弥补孩子们。每次到外地开会,会上发的小糖和水果,他都舍不得吃,要么揣几块糖、要么带几个水果给孩子们。
洪学智特别注意培养子女的自立能力。他经常说,人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掌握一门手艺,这样才能走到哪里都会有饭吃、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他经常用辩证的方法教育子女,他说,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洪学智受到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安排到吉林省当农机厅副厅长,他的子女们并没有因父亲政治上的遭遇而消沉,反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凭着自己的本事,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
不让女婿升官
洪学智将军对子女的爱,更体现在严格要求上。洪学智的三女儿洪炜和女婿金元都是“文革”前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上个世纪70年代,洪炜所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教研室承担了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的研制高强度、高模量新型纤维的任务。该项目属国防军工项目,国内无先例,难度很大。洪学智知道后,鼓励她要知难而上、刻苦钻研,一定要为国争光。洪炜在父亲的鼓励下,历经近10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文革”期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8年,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301医院超声波室工作。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非常认真地找他谈话,并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二要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要少说话、多做事。
金元遵从老将军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发表了17篇论文,与同事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4部专著,获得过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
由于科研成绩显著,1985年金元担任了301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年,总后勤部让301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长候选人。根据专家推荐,301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洪学智看到301医院的报告后,把金元找来,问他:“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
“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
“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301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301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金元说:“爸爸,你的想法我完全理解,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问题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301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第一流总医院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副院长不要当了,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就这样,洪学智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机会却很少,失去了这次机会,至少意味着还要经历几年的等待,也许还意味着将永远失去提升的机会。但洪老将军出于公心,让女婿心服口服。金元说:“因为父亲自己就为我们做了表率,我不断没有埋怨,反而对他更为敬重。”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能感到问心无愧。”
从严管理秘书
洪学智将军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他常说:钱少要把事情做好,人少要把工作干好。他在部队管钱又紧又省,是出了名的“好管家”,不仅如此,洪学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管理也是“出了名”的严格。长期在洪学智身边做秘书工作、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的邢奇宝对老将军的严格要求,是深有体会。
1985年9月的一天,邢奇宝被组织安排给担任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洪学智做秘书,有关人员带他向洪学智报到。当时洪学智正在阅读文件,见他们到来,便放下文件打招呼。入座后,他简单地问了有关情况,接着便提出了做秘书工作的“三条原则”。
洪学智说,做好秘书工作,必须注意三条:第一是要多学习;第二是要多思考;第三要报实情。接着,他娓娓道来“三条原则”的具体内涵。在谈到“报实情”的原则要求时,他的语气和表情严肃了很多,他说:“你们秘书在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情况,一定要报实情。如果报了假情况、说了假话,一次可以原谅,两次有待考查,三次就没有可信之言了。”邢奇宝静静地坐在那里,认真仔细地体味着首长的要求,特别是“报实情”这三个字,从那一刻起就深深烙进他的脑海,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着。
那天的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临走时,洪学智起身又特别交待:“以后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不管是谁,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这一条你也要特别注意。”洪学智就是这样,对“公”与“私”的界线是泾渭分明,对自身和家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
邢奇宝离开洪学智的时候,内心那种忐忑不安已被一种全新的尊重和敬佩所替代。他回忆说:以后岁月里,我始终感觉首长是一部教科书、是一所大学校,初次见面的谈话就是他给我上的非常重要的第一课。为了适应首长工作的快节奏,保证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邢奇宝和爱人商量,决定将不到入托年龄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并办成全托。
洪学智将军二度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对“文革”遗留的许多问题,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没白天黑夜地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常常是白天开会、谈话,晚上批阅文件,有时感冒发烧,他也不去医院治疗,随便吃点药应付一下。面对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洪学智,大家在敬佩之余,不由得为之心痛。大家无不感慨:如果人人都能像他那样对待工作,世界上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邢奇宝告诉我们,有一件事他一辈子也不好会忘记。有一年,洪学智下部队返回途中,突然发现车上多了一小袋花生,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特意从地里挖了点送给您的。首长听后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来,吃着部队的,住着部队的,走了还拿人家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是这“一小袋花生”硬是让洪学智一路上都没有高兴起来。他不仅一路上都在教育工作人员,而且以后还多次拿这事教育大家严守他的“铁令”。
有一年,洪学智到兰州出差,回京前的晚上,他催促秘书找管理人员把账结了。秘书去结账时,对方办事人员不在,见时间已晚,他觉得第二天一早结账也来得及,当晚就没有再找人抓落实。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见面,洪学智就问结账的事,听说还没结,立即就火了:“什么找不到人,快去把账结了,否则我们不能走!”只到他见到票据,才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外地休假,假期结束前,他要求邢奇宝把随行人数和应缴的费用情况送他审核。他看了后,觉得不合理、不能过关。洪学智说:“组织上对我们来这里休假已给了很大照顾,我们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否则心里不踏实。”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了一点东西、占了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部队风气如果坏了,怎么还能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洪学智的“铁令”还有: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下部队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规定、就餐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等,这些被大家一并被称为“八条铁令”,并始终严格执行。时间久了,大家觉得这些“铁令”过于苛刻,请他“灵活”一下,洪学智坚决反对。他说:“鱼儿为什么会上钩?就是一点一点的被引诱的!这些看似小事,实则反映根本,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点滴小事开始的,大家必须从细微之处从严做起。”
与对家人、对子女、对身边工作人员管的严、管的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和家人们对别人、对乡亲们却很慷慨、很大方。从1994年开始,洪学智夫妇及8个子女,一直坚持每人资助一名来自革命老区、贫苦地区的“北大”学生,直到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洪学智的家乡安徽金寨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不少乡亲戚朋友的生活过得依然拮据,洪学智常常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钱来进行接济;当身边工作人员生病或家里遇到困难时,他的一家就会慷慨相助。有一年,洪学智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患病需要进行换肾治疗,8个子女纷纷捐款。就连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从小就非常懂事的长孙——洪恺,也主动地从第一个月工资中拿出1000元加入到家庭的捐款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