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启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灾难和经济损失，也使人困惑、焦虑乃至恐惧。这是一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斗争，阻断病毒传播、控制疫情波及范围是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人类与流行病长期斗争的历史启示我们，在思考疫情防控问题时，除了对付病毒还应超越病毒，探讨其背后存在的人与动物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隔离病人还应治理环境，进而思考生态安全的大问题。

　　如果说疾病“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流行病更是如此，它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无论科学界还是史学界，都曾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譬如，1935年，美国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汉斯·辛瑟尔出版《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从生物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讲述以老鼠、虱子为代表的寄生现象以及斑疹伤寒在历史上的影响。辛瑟尔认为，“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虱、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因为它们是传播流行病的媒介，流行病在人类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包括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加剧三十年战争的祸害等。同时，辛瑟尔从流行病学视角诠释了人类与流行病和其他生物的关系，批评“人类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并斥责认为虱子是许多流行病传播的罪魁祸首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就是夺去它们（虱子）生命的“死亡使者”。因为虱子本来过着相对无害的生活，流行病暴发了，虱子寄生的宿主亦即人和老鼠都被感染，虱子因吸食宿主的血液也被感染，或死亡或转移病毒，成为人类感染病毒的受害者，这“并不是虱子存心而为，它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虱子与人类”都是流行病的“受害者”。此外，辛瑟尔还从全球视野论述，强调各国在流行病应对中应求同存异。他认为，“只要喧嚣的人类存在，虱子就能无穷无尽地存在下去”，而避免老鼠、虱子传染疾病的前提，是使寄生物、微生物处于“存而不传”的状态。这也使各国能“相互分享着流行病信息，共同应对疾病”；即便当时俄国与欧洲国家无官方联系，但在流行病防御上“尚有交流”，体现出流行病防御面前的一致与合作。

　　诚然，辛瑟尔的某些看法也许令人难以接受，但必须承认，他从流行病学视角诠释人类与流行病和其他生物的关系，进而对以人类中心意识看待万事万物的做法加以反思和批评，是颇具意义的。其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提醒人们，在流行病暴发与扩散的历史中，不仅人类自身而且人类与其他相关生物都有着共同的命运，将它们的故事整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研究整个生态系统。而这样的做法，也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病被正式纳入历史学的范畴，迄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值得称道也最富争议的当属美国著名史学家、全球史大师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

　　麦克尼尔的这一著作出版于1976年，“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疾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书中说到，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化是人类生态史中的重要里程碑，蒙古人发起的陆路革命和欧洲人发起的海路革命加快了流行病的“驯化”。远古的寄生物和瘟疫以及鼠疫，新大陆发现以来新旧大陆的疾病交流，疟疾、天花、斑疹伤寒、霍乱等流行病的肆虐，先后呈现出人与疾病交织的复杂画面。书中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微寄生与巨寄生。前者指的是微生物与其宿主的寄生关系，如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需要以人或其他动物为宿主来传播疾病，后者类似生物链的关系，核心是“食物”与“生存”；二者平衡，共生共存，一旦失衡，一方或双方都处于危险之中。虽然该书因作者表达不少观点时使用了假设，以及因资料缺乏造成说服力不足，从而招致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但还是因新颖独特的视角而在更多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中大受欢迎。

　　无论如何，威廉·麦克尼尔系统梳理了自古以来各类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探讨“人类共同体”到探讨“瘟疫与人”的互动，不仅把疾病纳入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强调疾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其史学同行看来是为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流行病研究树立了里程碑。他本人也不断思考，后来对自己的观点既有修正，也有坚持，这在其2017年出版的《全球状况：征服者、大灾难与共同体》中得到了反映。而“微寄生”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变量的概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史学家广泛接受并运用。

　　历史上，面对不时暴发的流行病，各国或单打独斗，或通力合作；或单方面推进，或全方位出击，总之有过长期的斗争，由此在一国内部和国际层面形成了公共卫生体系和流行病防御机制，并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流传下来。然而，病毒及其传染媒介在人类的药物和各种措施面前并非束手就擒，而是通过抗药性和变异不断增强抵抗力。蟑螂、虱子、蚊子、苍蝇等虫类逐渐形成了抗药性；新一代的虫类只需要几天或几星期就变异更新，以致杀虫剂更新的速度赶不上虫类繁殖更新的速度，使得药效锐减。譬如，DDT能有效控制疟疾、黄热病等流行病，二战后初期被广泛应用，效果良好，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蚊子依然在传播疟疾，特立尼达暴发了黄热病，皆因蚊子产生抗药性、DDT药效锐减所致，为此DDT等杀虫剂也不得不升级换代。

　　人类与流行病的斗争从未停歇，在当代历史中新型病毒和流行病肆虐也成为当代人的遭遇。究其原因，学界和社会上普遍认为，部分是因为人类对地球的关心不够，没能处理好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系，尤其是对自然界过于贪婪和掠夺，给其他生物带来了生存压力，从而为病毒和疾病向人类扩散提供了机会。2014年出现在几内亚的埃博拉病毒，源于西非国家砍伐棕榈树，驱走了在此栖息的蝙蝠。携带数百种致命病毒的蝙蝠不得不离开赖以生存的家园，四处流浪。几内亚的一个男孩在自家附近玩耍，接触到流浪蝙蝠的排泄物和病毒，感染埃博拉病毒，并迅速传染到西非各地。此外，疟疾等疾病犹如“沉默的暴力”，困扰着非洲众多国家的男女老幼，坦桑尼亚等国单纯依靠DDT等药物控制疟疾而不注重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使疟疾等疾病一次次卷土重来。这促使有危机感的学者深刻意识到，人类的健康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当前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也使人类面临生存危机，构建生态伦理和生态安全迫在眉睫。

　　人类与流行病斗争的历史告诫我们，人类与其他生命都是地球上的生物，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共有的家园。病菌和疾病实际上是自然“变异”和“生病”的表现，以此提醒人类要关注自然的呼声，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生命为中心认识历史上人与疾病、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人类与其他生命处于平衡状态之时，相安无事；如果平衡被打破，人类会饱受痛苦。人类与流行病的斗争只有长短不一的鏖战，没有绝对的输赢。因此，人类在流行病防御面前，不仅应通力合作，构建防御疾病命运共同体，而且要突破人类中心意识，构建多样化的生态安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积极研发各类针对病毒的疫苗的同时，真正重视起生态安全，努力维护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以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者：梅雪芹 毛利霞，分别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